七年摄政,千秋奠基 ——论周公的历史功绩、历史地位及现实意义
作者: | 来源: | 时间:2020-04-02 21:57:37 | 收藏

七年摄政,千秋奠基

  ——论周公的历史功绩、历史地位及现实意义

 周兴茂   (重庆邮电大学,重庆  400065)

摘要:周公是当之无愧的“无冕之王”。他的历史功绩,主要体现在辅佐周武王伐纣和周成王时代的“七年摄政”之中,有以下几个方面:周公进行了“第二次东征”,平定了殷商遗民反叛和“周奸”;对西周“家国一体”的国家制度架构进行了整体设计和具体施工;对以“政治伦理性”为根本特征的中华文化进行了整体构思、发展和传承;周公具有无与伦比的高尚道德,为后人树立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永恒道德榜样。周公的历史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周公是国家走向文明和稳定运行的坚强柱石;是国家“家国一体”制度架构的总设计师和奠基者;是儒、道先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元圣”。周公思想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周公关于国家稳定的思想和具体实践;关于“家国一体”国家制度架构的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具体实施;以“政治伦理性”为根本特征的中华文化奠基;“慎独”的高尚品质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周公;“七年摄政”;历史功绩;历史地位 ;现实意义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四子,周武王姬发之弟。因其采邑在周(今陕西岐山一带),爵为上公,故称周公。他曾辅佐周武王伐纣,并一举推翻了野蛮的商纣,建立了长达近800年的周王朝。两年后,周武王逝世。周公辅佐年幼的周成王,进行了短短地七年摄政。他不但为800年周王朝,而且也为以后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周公是西周当之无愧的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他被后人尊称为“元圣”和“儒学先驱”。毫无疑问,周公不但在整个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发展史中,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而且他的思想,在当代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周公的历史功绩

显然,对周公影响最大的人是他的父亲周文王。而周文王传给周公的主要思想,就是《周易》中的核心价值。一般认为,先天八卦为伏羲所作,周文王在被商纣王囚禁时,又在伏羲先天八卦的基础上推演了六十四卦。有人认为,正是周公等人撰写了六十四卦的爻辞。应该认为,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周易》后面的“传”即所谓“十翼”,则很可能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子等人所作。《周易》是中华民族第一部具有完整理论形态和思想体系的杰作,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流传千古。

《周易》既是对中华民族以前核心价值的科学总结,又是对中华民族以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奠基。周公不但参与了这部伟大著作的创造,而且其中的核心价值还深深地扎根于他的心中,从而奠定了周公一代伟人的思想基础。

《周易》到底提炼出了那些核心价值呢?大体有:天人合一、阴阳矛盾、德行天下、中庸之道、二元人性、交感相斥、变异转化、革故鼎新、善恶报应等等,这些思想都为后来周公在七年摄政中的治国理政,起到了直接的理论指导作用。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以及胜利之后的两年,周公主要是以辅佐周武王打败商纣,建立西周王朝为主。如果我们把当时的周武王看作总司令的话,周公就是当之无愧的“总政委”,显然,姜子牙就是总参谋长了。周人为什么要伐纣呢?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商纣无道无德,他们野蛮残暴,人殉成风,根本不把人当人。德不配天,德不配位,必遭天谴。二是周人有道有德,特别是周文王、周武王德高望重,深得其他小邦拥戴。所以,周伐商纣,上为“奉天承运”,下为黎民所愿,“周虽小邦,其命维新”,③必然要对商纣取而代之。周武王伐纣胜利之后,首先进行的是分封天下,当然,主要是根据血缘关系确定姬姓功臣或子孙的爵位与采邑,这也许就是传说中的姜子牙封神吧!但是,周人对其他有功之臣也进行分封,特别是对殷商遗民,不但没有赶尽杀绝,同样也给予分封,的确体现了德高望重的君子风度。实际上,周人灭商伐纣,只是打掉了商纣的中央政府,而很多地方势力仍然存在。周人并没有剿灭他们,反而为他们建立了一个地方政权,并由纣王的儿子武庚来统管。当然,周人对他们绝不是放任自流,而是把他们的领地分成三块,分别由周武王之弟兄管叔、蔡叔、霍叔来进行监国,号称“三监”,实际上就是软硬兼施,既怀柔,又控制。西周王朝刚刚建立两年,虽然立国、建国等工作千头万绪,但眼看已经有了一些眉目,在此关键时刻,周武王不幸因病早逝。周成王年纪尚幼,摄政的重任理所当然地就落在了周公的肩上。周公摄政了七年,就还政于刚成人的周成王。虽然周公摄政只有短短的七年,可他却给刚刚建立的周王朝以及整个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千秋基业,开辟了一条永不间断的康庄大道,实乃伟哉,壮哉!

在后人对《尚书》的解释性著作《尚书大传》中,是这样概括和评价周公的七年摄政的:“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可见,周公的工作效率的确够高的了。

实际上,周武王一去世,国内的局势迅速动荡起来。一方面,殷商遗民蠢蠢欲动,他们企图卷土重来;另一方面,担负“三监”任务的管叔、蔡叔、霍叔,他们对周公的摄政十分不满,并与殷商遗民相互勾结,当起了名副其实的“周奸”。所以,国内一时“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

在此危难之际,周公首先与召公(姬奭,周公的同辈族人)实行“分陕而治”,召公奭负责陕之西,主要职责是开发黄河中游地区的农业生产,建立巩固的经济后方,以解除后顾之忧。周公负责陕之东,主要职责是防备殷商遗民的反叛,稳定西周东部疆土。然后,周公、召公等人奉成王之命,联起手来,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第二次东征”。很快,第一年就基本平定了内乱;第二年收复了殷商遗民之地;第三年灭掉了反叛的奄国(今山东曲阜一带)。

经过三年东征,共灭掉了五十余个反叛方国,杀掉了武庚和管叔,流放了蔡叔和霍叔,参加反叛的大量殷商遗民,则被俘虏到洛阳一带进行改造。周公东征以后,其他小邦方国基本上都已臣服于周,周人也再不是西方的一个小邦方国了,而已经是领土东至大海,南至淮海流域,北至辽东的泱泱大国了。第四年建侯卫,实际上就是对西周都城建立起一道道坚固的拱卫体系,以藩屏周。周公第二次东征胜利后,建议周成王迁都洛邑(今洛阳),或者说,西周可以拥有丰镐(西都)和洛邑(东都)双都。

为什么周公建议营建洛邑(东都)呢?可能出于两个考虑:一是拱卫丰镐(西都);二是丰镐太偏西了,不如洛邑居天下之中。在周人的眼里,普天之下,洛邑处于天下中心,加上山环水绕,地势险要,既对应着天上之中的“中天”,又代表着天子的正宗、正统和正规。所以,在著名的西周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中,就有“宅兹中国”的表述,这就是中国最早的来历。也许,中国除地理含义之外,是否还有哲学之“中”的含义?因为“中道”、“中庸”、“中和”等从来都是历代帝王的传国秘籍,不然的话,为什么河南人一口一个“中”呢?其实绝大多数时“中”都不指方位,而是一种肯定或恰到好处或“ok”的表示。当然,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确定东都洛邑之后,周公首先把俘虏的大量殷商遗民迁到洛邑,并由召公驻兵八师监督。然后,周公开始全面实行封邦建国。实际上,周武王伐纣一胜利,就开始了初步的封邦建国,但远未完成,周公不过是“继续革命”罢了。周公先后建置了七十一个封国,把武王的十五个兄弟和十六个功臣,都分封到封国去做诸侯,姬姓诸侯共占了五十三个,以作为捍卫周王室的屏障。

普天之下,都是周天子的,周天子拥有整个天下;天下再分成若干封国、方国或邦国;封国里再有若干的“家”或“采邑”,这就是西周王朝的“三级所有”。在封国中,普遍推行“井田制”,井田中央为公田,四周为私田。将土地统一规划统一管理,以巩固和加强西周王朝的经济基础。第五年营成周,卜都定鼎,即正式开始大规模地建设东都洛邑。召公、周公亲临洛邑占卜、勘测、规划、设计等,经过近一年的建设,东都洛邑就初步落成。周成王开始在洛邑接见诸侯,祭祀周文王等。第六年制礼乐,即周公看到天下已定,就着手制定一系列国家制度了。在周公的眼里,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制度有两项:一是礼制,一是乐舞。礼制代表着社会秩序,既包括各级贵族进行祭祀、朝聘、军事、婚姻、丧葬等活动的礼节仪式,又包括政治、经济、道德规范等,因此,“礼”是西周各种社会制度的统称。乐舞则是配合礼仪活动而进行的演奏乐章,代表着社会和谐。“礼”“乐”合称为“周礼”,只要这两方面有机结合了,一个社会就达到了其乐融融幸福美满的和谐境界。礼制的根据在于上天的秩序,由于天人合一,所以人类也得有秩序,要符合天道。在人类社会,伦理道德就是秩序,伦理是社会秩序,道德是个体之德。人类社会最主要的秩序或伦理道德,就是后来被孟子概括的所谓“五伦”:君臣、父子、夫妻、弟兄、朋友,只有始终保持这五个最基本关系的等级、尊卑和秩序,社会才可能井然有序。比如,不同级别的人用多少青铜器,不同级别的人乘坐多少匹马拉的车,明堂朝觐,等等,这些都有严格规定,不得僭越。不同级别的人演奏什么样的乐舞,也有严格规定,比如祭祀祖先,天子“八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一律不得违反。有了这一整套礼乐制度,实际就等于健全了国家、社会制度,一个国家也就基本走上了正轨和正规。除开礼乐制度之外,周公还建立了“嫡长子继承制”的政权交接制度等,希望国家始终处于长治久安之中。第七年,眼看成王已经成人,周公毅然放弃摄政,还政于成王。还政前,周公专门作了《无逸》,⑤以告诫成王要体恤农耕的辛劳,千万不要声色犬马、骄奢淫逸。当然,虽然周公退位,但并不是撒手不管,他仍然坚持教导和辅佐成王。三年后,周公病逝。

综观周公的一生,他的历史功绩主要体现在“七年摄政”之中,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 进行“第二次东征”,为国家的稳定作出了杰出贡献

周武王伐纣(第一次东征)时,周公就是杰出的领导人之一。伐纣胜利之后,周公又辅佐周武王建立起了西周王朝。但仅仅两年,周武王就去世了。紧接着,东方的殷商遗民反叛,担任“三监”的管叔、蔡叔和霍叔,又充当“周奸”,企图一举颠覆西周政权。在此危难之际,周公挺身而出,联手召公等人,用三年时间就彻底平息了殷商遗民的反叛和“周奸”,从而牢固地稳定了西周的大局,最终使得西周到东周得以延续了八百年。应该认为,周公的首要功绩就是为西周王朝的稳定和“大一统”中国、中华民族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作出了杰出贡献。

2. 对于国家“家国一体”制度架构的设计和具体实践,作出了杰出贡献

虽然周武王在世时,也进行了初步的“封邦建国”,但国家的整个经济、政治、文化等总体架构并未完成。周公经过了三年的“第二次东征”后,西周王朝从根本上稳定下来了,在此基础上,周公就对西周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整个国家架构进行了精心设计和具体施工,从而使中国第一次有了一个异常精致和非常完备的“家国一体”的超稳定的国家运行系统,并且,这个系统直接影响了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可持续发展。应该认为,对于中国早期国家架构和运行系统的设计与实施,周公是当之无愧的奠基者,功不可没。

3.对于中华文化的设计、传承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思想基础和名副其实的软实力,文化的内核是价值观。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它的作用并不亚于经济和政治。周公深知文化的重要性,所以,周武王伐纣之前,周公等人写了《周易》六十四卦爻辞,总结和提出了一系列核心价值;在后来的国家架构和运行系统的建设中,周公一方面不断践行《周易》中的核心价值,另一方面又提出了“敬天保民”、“伦理治国”、“礼乐教化”等核心价值。这些核心价值不但为后来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的到来,特别是儒、道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成为了几千年一以贯之的中国文化的真正内核,它像一根红线一样,贯串其中,永不间断。

4.周公具有无与伦比的高尚道德,为后人树立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永恒道德榜样

对于周公的个人人品,完全可以套用毛泽东同志评价白求恩的话来进行表述,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⑥就凭一点,周公“七年摄政”,个人威望已达顶峰,“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周成王年纪尚幼,但他毫无私心,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安然退位,这种高风亮节,光照日月。因此,周公实在是为后来的官场中人,树立了一个无与伦比的道德榜样,具有永恒的道德价值。

二、周公的历史地位

周公撰著《周易》爻辞,辅佐周武王伐纣并建立西周王朝,七年摄政,构建了一个十分精致和完备的西周“家国一体”的国家制度体系及其运行机制,特别是为整个中华民族构建了一整套完备的礼乐文化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他堪称当之无愧的“大一统”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奠基者。所以,周公对于中国历史的继往开来、革命创新和永续发展,都具有深远地影响。完全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永垂不朽!

汉代思想家贾谊曾评价周公曰:“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⑦我们认为,也许从古至今,这才是对周公最恰当、最权威的评价。自春秋以来,周公被历代统治者和学者都视为圣人,特别是孔子最崇敬的古圣人就是周公,儒家学派共同尊周公为奠基人和先驱。孔子老年时曾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⑧这就是今天人们通用的成语“梦见周公”的来历。孟子首称周公为“古圣人”,将周公与孔子并列,足见其尊崇之甚。荀子以周公为大儒,极力赞颂周公的大德大才。汉代的刘歆等人,将《周官》改为《周礼》,并认为是周公所作,是周公创立西周太平盛世之丰功伟绩的典籍,他们认为,周公的地位应远在孔子之上。 

可以认为,春秋战国至唐玄宗时代,历代史书都记载,周公为儒学创始人,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周公为文宪王,即儒家学派的领袖,而孔子为文宣王,即儒家学派的宣传部长;非常明显,周公的地位是远在孔子之上的。《后汉书·礼仪志》记载,唐初,三月,在学校等地祭祀时,“皆祀圣师周公、孔子,牲以犬”。⑨非常明显,周公排在孔子之前。唐高宗辞世后,武则天临朝。武则天自认是周人后裔,因此极力崇尚周公,颂扬周公的圣德,实际上是为夺权造舆论,最终在洛阳废李唐为武周。唐开元年间,有着强烈权力欲的唐玄宗当政后,根本不能容忍武后废李唐为武周,竭力重振李唐威严,处处废周正唐,因此必然殃及周公的地位。唐玄宗传旨下诏全国,把儒学先圣的尊号由周公改为孔子,各级学府只祭孔子不祭周公,规定以此宜补坠典,永作成式。从此,周公的神圣地位就逐渐淡化了,从唐玄宗开始直到今天,都没得到正本清源。当然,唐贞观年间的韩愈,曾大力宣扬儒家“道统说”,提出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儒家道统序列,实际上没有得到贯彻。

综合以上一些信息,我们认为,周公的历史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家走向文明和稳定运行的坚强柱石

西周以前的夏、商时代,特别是商代甲骨文出现之前,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中国基本属于蒙昧、野蛮时代,或者说是奴隶制时代,国家的整个架构也基本停留在蒙昧、野蛮时代,社会形态中血缘、神性等特点异常突出。到西周,我们的国家不但有了一个正式名称:中国,而且经过了周武王特别是周公“七年摄政”的精心构建,在当时来说比较文明、科学的“家国一体”的国家架构和运行机制基本构建起来了。但是,殷商遗民的反叛,“周奸”的发难等,险些把这个新兴的文明的西周王朝逼上绝境,是周公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才使这个新兴的文明的国家政权得以稳定下来。如果不是周公稳定了西周的整个国家架构,也许未来中国国家架构的发展,就是另一条道路了。应该认为,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在西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革命和翻天覆地的变化,简言之,就是从野蛮、神性进到了文明。一个国家应该具备的比较文明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结构,都已完备了,并且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发展运行势头。以华夏族为核心,像滚雪球一样,使中华民族具有了一个整体雏形。以西周的“以人为本”、“以德治国”、“敬天保民”等为核心理念的礼乐文化,成为了中华文化的最基本形态,等等。在这一过程中,周公无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是当之无愧的使国家走向文明、稳定运行和发展的坚强柱石。

2.国家“家国一体”制度架构的总设计师和奠基者

完全可以认为,周公是西周国家架构的总设计师和奠基者,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他就是当时的邓小平。任何一个国家,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犹如三根支柱,形成为支撑这个国家的最稳定的“三维结构”。只要这个“三维结构”稳定了,这个国家就正常;反之,这个国家就动荡不安。那么,周公是怎样设计和奠基西周国家架构的呢?我们认为,易中天先生在《易中天中华史(第三卷)· 奠基者》中,进行了比较精准的概括。⑩周公首先确立的,是西周社会的思想内核,即群体意识。一般认为,西方人突出的是个体意识,而中国人突出的则是群体意识,这一点我们应该感谢周公。其次是两大理念,一是忧患,二是乐观,易中天把这两大理念看成是思想内核群体意识得以腾飞的两只翅膀。再次是三大精神,一是人本精神,二是现实精神,三是艺术精神。

事实也是如此,周人不但最讲人本主义,而且也讲现实,还讲艺术,这是周人精神面貌的综合体现。最后是构建了四种制度,一是“井田制”,二是封建制(分封诸侯),三是宗法制(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四是礼乐制。易中天先生认为,周公的这种构建,“堪称体大思精,尽善尽美”,其实质就是群体意识支撑下的“家国一体”的国家制度,家是国家的细胞,国家既是家的放大,又是家的综合,二者相辅相成,不离不弃。我们综合起来看,“井田制”属于经济基础;封建制、宗法制属于政治制度;礼乐制属于文化制度,政治制度与文化制度加上思想内核、两大理念、三大精神等一起,共同构成西周社会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西周社会就是在这一规律的推动之下,不断向前的。

3.儒道先驱

一般认为,周公是儒学先驱。中国先秦史学会周公思想文化研究会的汪承兴会长,在陕西岐山周公庙周公殿题写了“诸子先师”的匾额,他认为,周公堪称后来的诸子百家之师。但我们认为,周公主要是儒、道先驱,他对儒、道的影响最大。在构建西周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中,周公提出了“敬天保民”、“伦理治国”、“德行天下”、“礼乐教化”、“以人为本”、“群体意识”等等先进理念,这些理念不但为中国几百年后进入文化的“轴心时代”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还直接为后来的儒、道等学派提供了源头活水。道家认为,天有天道,人有人道,道即是德,德即是道,德“得”相通,有德就有得,无德就无得,可见,道家的核心理念与周公的天道、人道思想等基本是一脉相承的。儒家不外乎是从仁、礼、中庸三个最基本概念推演而出的理论体系,仁是内心信念,礼是外在形式,中庸是一种既不过也无不及的恰到好处的价值目标或方法,这些思想基本都来源于周公。至于其它学派,相对来说,周公的影响要小一些。汉朝建立之初,道家一度成为了治国的基本思想,并造就了一个著名的“文景之治”盛世。

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了“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从而把儒家推向了中华文化的巅峰。魏晋南北朝,道家又得到复活。从东汉到隋唐,佛家不但传入中国,而且一度还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主流。到晚清,道家又一度出现了复兴的态势。综合起来看,从古至今,中华文化基本上是以儒为主干,道、佛为两翼的“三维结构”,儒、道是中国的本土文化,其奠基者和先驱者,无疑都是周公。而佛则是外来的,但实际上也经过了相当程度的“中国化”。

4.元圣

所谓“元圣”,是周公的“谥号”,即大圣人。我们可以从多方面来理解周公“元圣”这个“谥号”。从时间上看,“元”者,端也,有最早之意,所谓“一元伊始”,就是开启历史的始端。汉代思想家贾谊曾说,黄帝之后,孔子之前,与中国有大关系者,惟周公一人也。从历史功绩看,“元”者,大也。周公著《周易》爻辞,辅佐周武王伐纣并建立西周,特别是“七年摄政”,稳定和构建了西周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架构,对后来的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对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和儒家、道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周公的历史功绩不可谓不大,足可堪称“元圣”。再从周公的个人人品看,简直无与伦比,后人们只能高山仰止,所以,周公是当之无愧的“元圣”或大圣人。

三、 周公思想的现实意义

虽然周公是三千多年前的杰出历史人物,人称“元圣”;周公的思想也是三千多年前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但不论是周公的个人人品,还是周公提出的思想,在三千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仍然十分亲切,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根据周公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我们认为,周公思想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稳定压倒一切

早在周公辅佐周武王伐纣及其胜利后如何建国时,周公等人就从商纣的神性、残暴等导致迅速垮台的现实中,充分吸取经验教训,寻找长期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治国之道,因此,才提出了“敬天保民”、“以人为本”、“以德治国”、“德主刑辅”等稳定国家政权的一系列基本治国理念。可以认为,这些基本治国理念的提出既是西周与商纣的根本区别所在,也是西周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长王朝的理论基础。周武王逝世后,残存的殷商遗民以为有机可乘,乘机反叛。一些“周奸”也乘机勾结反叛的殷商遗民,企图对新建的西周新政权取而代之。在此关键时刻,摄政的周公挺身而出,并团结召公等人,千方百计稳定大局,稳定西周新政权。周公深知,没有稳定就没有一切,稳定在当时就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周公果断平叛之后,在全面构建西周的各项国家制度中,又以稳定为要旨和依归。比如,井田制主要是为了稳定西周的经济基础;分封制主要是为了稳定各路诸侯;宗法制特别是嫡长子继承制,直接就是为了稳定政权的交替;礼乐制,礼是秩序,乐是和谐,只要大家严格遵守秩序,再辅之以和谐之声,整个社会就会十分稳定和长治久安。

在中国当代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针对当时中国的具体实际,多次提出了“稳定压倒一切”⑾的重要命题,不能不说,三千多年前周公关于国家稳定的一些思想和实践,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仍然闪耀着历史的光辉。周公与当代的邓小平,的确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他们都是一个时代的思想领袖,都为稳定一个国家作出了杰出贡献,都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都主张“稳定压倒一切”,这绝不是单纯的历史巧合,而是一种治国理政规律的揭示。不管任何时代,国家的兴旺发达,人民的幸福生活,都只能在稳定的条件下获得,舍此别无它途。一旦动荡不安,国家必然衰退,人民必然遭殃,这是千古不变的规律。

2. 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

顶层设计是宏观的战略,摸着石头过河是微观的战术或方法,不管任何时代,也不管是夺取政权或巩固和发展政权,都必须把宏观与微观紧密结合起来,方才有可能获得稳定与发展。从西周的历史看,早在周文王时代,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姜子牙等人,为了最终推翻商纣,建立有道德的新政权,就不断地进行着各方面的顶层设计。比如,他们通过对《周易》六十四卦的演绎和爻辞,提出了未来社会应该具有的“天人合一”、“德行天下”、“革故鼎新”、“善恶报应”等一系列核心价值,这既是对商纣的思想反叛,又是对广大民众的思想昭示和未来新政权的思想奠基。可见,周人推翻商纣,首先是从思想和舆论开始的。当然,在推翻商纣的具体实践中,周人又是一步一个脚印,摸着石头过河,稳扎稳打的。他们先争取到了广大诸侯的支持,然后再选准时机,最后一击致胜。实际上,周人的力量远逊于商纣,但周人经过巧妙地顶层设计,从思想到统一战线,再到精准地时空把握,步步为营,可说是做到了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完美结合,这就没有不取胜的道理了。后来,周公摄政平定殷商遗民反叛和“周奸”之后,在全面构建西周各项制度架构时,又进行了十分完美的顶层设计,再结合摸着石头过河的具体实施,终使周代达到了近八百年的中国朝代最长时间。

前面我们分析过,周公顶层设计的西周国家架构,是在群体意识的思想内核之下,突出忧患、乐观两大理念,展开为人本、现实、艺术三大精神,构建起“井田制”、“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四大制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经济、政治到文化,可说是完美无缺,尽善尽美。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对顶层设计尚缺乏科学、完整的认识,在此情况之下,邓小平等人根据中国人的传统谚语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这是从战术过渡到战略的权宜之计。时至今日,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深水区,既迫切需要顶层设计,又不能操之过急,仍然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从历史的角度看,周公当年把宏观的顶层设计与微观的“摸着石头过河”完美结合的方法,在今天仍然是适用的,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 儒为主干,道、佛为两翼

这里,我们要专门谈一下周公为西周政权精心构建的文化制度,它不但对于周代的发展和延续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且对于中国文化几千年的一以贯之和从不间断,的确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引领作用。即使在当代,周公创立的“礼乐”文化制度,仍然放射出璀璨夺目的光辉,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中,“礼”、“乐”不是无处不在吗?甚至愈演愈烈,恐怕比西周都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周文化诞生或西周之前,基本可以把中国的文化归入蒙昧、野蛮的文化,其根本特点就是神性,这一点完全可以从商纣时代大量使用“人殉”,不把人当人得到证明。周文化的诞生,是以《周易》的诞生为标志的,它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中国人应该具有“自强不息”的阳刚之气与“厚德载物”的阴柔之美相互融合的“二元人性”,人处于天地之间,天、地、人“三才”的根本运行规律就是“道”,就是“德”,不管是天道、地道和人道,其根本就在于守德,道即是德,德即是道,有德即有道,无德即无道。《周易》的这些根本思想,不但挖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价值宝藏,而且还奠定了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具有的“政治伦理性”基础和根本特点,这也正是中、西文化的根本区别之一。

西周政权建立之后,周公等人则进一步把他们提炼和创立的周文化制度化、国家化,特别是从“礼”、“乐”两方面规定了上至天子下至普罗大众都必须严格遵守的若干文化细节,从而使周文化一跃而成为了中华文化的主流。到春秋战国的文化“轴心时代”,儒、道二家又对中华文化进行了进一步提炼加工,实际上,儒、道二家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孔子就曾向老子请教过。他们都是紧密围绕“道德”二字来做文章,只不过在方法上不同罢了。儒家主张积极“入世”,道家则主张“隐世”和“无为”,实际上都是希望充分激发人的内在之“仁”,并充分外化为“礼”,最终实现“无过无不及”恰到好处的最佳境界“中庸”。应该说,儒、道二家直接继承的就是周文化的衣钵,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⑿汉武帝时,确立了儒家一尊的正统地位。之后,道家又一度成为主流。隋唐,佛家经过了中国化的改造,也一度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当然,这与周公关系不大。到宋明时代,经过宋明理学的综合和集大成,以儒为主干,道、佛为两翼的中华文化的“三维”复合结构便形成了,一直到今天,传统的中华文化基本上都没有脱离这种“三维”复合结构。你看,中国人在春风得意之时,基本都表现出儒家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姿态;而失意之时,道家的“隐世”“无为”就油然而生;老气横秋了,佛家的“遁世”来生就会涌上心头;这应该是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在不同阶段、不同状态下自觉或不自觉采取的多种生存状态和处世哲学。

为什么会这样呢?

基础和核心价值是周公、周文化奠定的,儒、道、佛是演绎者,三千多年来,中华文化的这种“三维”复合结构几乎没有根本变化,其核心价值就是贯串其中的一根根红线,这正是中华文化始终没有间断的真正秘密所在。我们研究中华文化,必须要从周公的奠基开始,顺藤摸瓜,一直到今天,把历史与现实、与逻辑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够完整的理解中华文化,不至于盲人摸象。

4. 慎独

     孔子之孙、孟子之师子思,在《中庸》开篇就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⒀简言之,君子任何时候都是不离道的,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即使一个人独处,也要始终坚持道德操守,这就是所谓的“慎独”。应该说,周公是当之无愧的“慎独”典范,他在“七年摄政”时,权力和个人威望都达到了顶峰,但他毫无非分之想,忠心辅佐成王。成王一旦成人,立马还政,这才是君子之风,所以,人称周公为“无冕之王”。周公的“慎独”典范和后来子思的“慎独”思想,在当代,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年的刘少奇曾把“慎独”作为共产党人修养的重要内容,从而教育了一代共产党人。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花花世界,各种诱惑五花八门,如果没有“慎独”精神的支撑,腐败必然泛滥,国将不国,民不聊生。所以,我们必须高扬“慎独”精神,重塑周公的“慎独”榜样,从而永葆党和国家的青春。

作者简介:周兴茂(1954、11——),男,湖北利川市人,土家族,重庆邮电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人类学与民族学、土家族经济文化等。

 释:

① ④ ⑦ 参阅百度百科﹒周公﹒

② 参阅知乎﹒周公﹒

③ ⑤ 吴根友点注.四书五经[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191.137.

⑥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0.

⑧ ⑿ ⒀ 四书[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116.166.24.

⑨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117.

⑩ 易中天.易中天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162.

⑾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84.

 

 

 

 


相关新闻

手机APP客户端

滚动新闻+more
健康+more